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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
2015-10-23 党委统战部 

——学习习近平关于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的重要论述

杨卫敏

摘要: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的重要论述,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统一战线中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可具体表征为统一战线同心圆。统一战线同心圆是以公约数为价值标尺建构的向心系统,反映了一致性与多样性的有机统一。统一战线同心圆呈现由近到远的环绕排列,越往外层包容“异”的半径越大,对“同”的要求越低。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要求以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建立健全社会化的大统战工作机制。

关键词:一致性与多样性;统一战线同心圆;最大公约数;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习近平

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必须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他指出:“一方面,要不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包容差异。对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危害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危害国家制度和法治、损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问题,必须旗帜鲜明反对,不能让其以多样性的名义大行其道。这是政治底线,不能动摇。除此之外,对其他各种多样性,要尽可能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找到最大公约数。只要我们把政治底线这个圆心固守住,包容的多样性半径越长,画出的同心圆就越大。”这一重要论断集大目标、大战略、大气魄、大思维、大智慧、大统战于一体,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海内百川、虚怀若谷的伟大胸襟和治国理政、凝聚人心的大手笔。学习领会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必须深刻理解和把握这一重要论述。

一、现实意义: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目标价值

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下文简称《条例》),都第一次把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明确为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这是统一战线理论的重大创新。统一战线的本质是求同存异,主题是大团结大联合。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与统一战线求同存异、体谅包容的理念高度契合。求同存异侧重于方法论,具有浓厚的哲学色彩。一致性与多样性富含时代特征和工作规律,对于提升新形势下统战工作的科学化水平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准确反映了我国社会的时代特征

当前,我国社会已经呈现出阶层分化、利益调整、思想多元、矛盾凸显、诉求增强等特征。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当前我国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所有制形式更加多样,社会阶层更加多样,社会思想观念更加多样。港澳台与大陆存在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的不同。社会裂痕越是扩大,价值取向越是多元,具体利益越是多样,越是需要发挥统一战线求同存异、凝心聚力的独特作用。统一战线是整合多元多样社会资源的重要法宝。

(二)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全面凸显了思想引领的针对性

1.统一战线的范围对象和涵盖面进一步拓宽。统一战线的内部构成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之中,呈现出换代性、换位性、流动性、重组性、交叉性、涉外性等特点。一是基层统战成员的数量不断增多,层次逐步提高。二是体制外统战对象的人数逐渐超过体制内统战对象的人数;统战成员新老交替愈演愈烈,并被赋予新的含义。三是外来统战对象的比重不断加大,统战资源布局出现区域性、国际性重组的态势,在华外国人中的特殊群体进入统战视野和工作范畴。四是外出创业群体崛起,区域外和海外资源互动和整合的趋势日益明显。五是具有双重或数重身份的统战对象不断增多,增加了统战工作的复杂性。这些结构性变化和发展趋势给统战工作带来了影响深远,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密切关注。

2.统一战线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的差异性明显增强。一是政治参与的诉求增强、方式多样化,有序参与方面仍需加强引导。二是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存在显著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统一战线思想引导工作的难度加大。三是特定群体(如外来少数民族和信教群众)存在一定的封闭性和对抗性,统一战线应对突发事件的任务加重。社会转型期既是阶层分化期、利益调整期、矛盾凸显期,又是思想交锋期。在社会转型期,统战工作需要密切关注统一战线各方面成员的思想动态,切实增强思想引领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科学把握了党治国理政的新理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多元多样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习近平审时度势,从战略高度提出寻求各方面的最大公约数,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善于以最大公约数的思想方法研究问题、解决问题,聚合众力、融合众智”。这一思想涉及实现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法治建设和党的群众路线等方面,贯穿内政外交和党的建设各领域、全过程,是“四个全面”重要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寻求最大公约数的方法与统一战线求同存异、体谅包容的理念高度契合。最大公约数是习近平大统战理念的集中体现和灵活运用,是应对和破解国内国际复杂问题的一把“金钥匙”,是指导我们“啃硬骨头”、渡过改革难关的重大方法论,是通过大团结大联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战略思维,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用统战方式找到各方面的最大公约数,是对党治国理政理念的科学把握和不断深化,开启了统一战线发展新阶段,开辟了统一战线理论新境界,有利于开创统战工作的新局面。

二、同心圆与公约数: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的核心理念

统一战线同心圆是以公约数为价值标尺建构的向心系统,是一致性与多样性有机统一的系统。统一战线同心圆有其特定构成和内涵。要从如下三个层次进行把握。

(一)统一战线同心圆

《条例》明确指出,统一战线是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爱国者的联盟。统一战线的“同心圆”就是指这四者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的系统(见下图)。四者向心团结的紧密程度是不一样的,对他们的政治要求也是不一样的。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爱国者,呈现由近到远的环绕排列,越往外层包容“异”的半径越大,对“同”的要求越低。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统一战线同心圆是由内往外辐射的,四者只是狭义上的四者。从广义上讲,内环可以涵盖外环。比如,劳动者自然也是建设者更是爱国者,依次类推均是如此。二是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对统一战线同心圆的最外层即第二个爱国者的表述,由原来的“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扩展为“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爱国者”,表明统一战线的团结面在扩大。这主要是因为,现在台湾岛内公开主张“台独”和主张立即统一的人都不在多数,而和平发展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愿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想。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价值公约数,统一战线包容多样性的半径就更大,统一战线的团结面就更大。

(二)统一战线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最大公约数

最大公约数本是一个数学术语,可引申为“求大同”。寻求最大公约数的过程就是求大同的过程。在政治社会领域,最大公约数理念要求在面对利益格局多元、价值取向多样的复杂局面时,最大限度地寻求利益共同点和共同价值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指出:“凝聚共识很重要,思想认识不统一时要找最大公约数。”习近平关于最大公约数的论述是一个立意深远、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它主要涵盖:中国梦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的最大公约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内化于心的最大公约数,全面深化改革是外化于行的最大公约数,协商民主是固化于制的最大公约数,法治中国是治国理政的最大公约数,群众路线是做好工作的最大公约数,合作共赢是对外关系的最大公约数[1]。

就统一战线的联盟构成来讲,四者联盟中每一个层面的最大公约数是不一样的。党同社会主义劳动者(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最大公约数是:紧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同心协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同社会主义建设者(非公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最大公约数是:爱国、敬业、创新、守法、诚信、贡献,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党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①]的最大公约数是: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党同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爱国者的最大公约数是:祖国统一、民族复兴、实现中国梦。

就统一战线五大关系而言,每对关系的最大公约数也各不相同。前几年曾有人把统一战线五大关系的核心理念概括为:合、和、善、义、根。笔者觉得这种概括非常精准、到位、传神。当然具体来说也有固有的表述。第一,政党关系的最大公约数应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第二,民族关系的最大公约数应是: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第三,宗教关系的最大公约数应是: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独立自主自办、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四条原则,即: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必须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必须辩证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必须重视发挥宗教界人士作用。第四,阶层关系的最大公约数应是:坚定不移地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正如习近平指出的,这两个“健康”不仅是重大经济问题也是重大政治问题。这两个“健康”是整个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统战工作的主题。第五,海内外同胞关系的最大公约数应是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三)最大公约数、核心价值观与政治底线

从某种意义上讲,最大公约数与统战文化、核心价值观是一致的,都是在坚守“同”的基本底线前提下,谋求对“异”的最大包容。无论是寻找最大公约数、培植统战文化,还是用核心价值观来引领,都是要在尊重差异性中增进共识,在包容多样性中实现和谐,形成统一战线广大成员共同的价值理念。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认为:相互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声音按照一定的旋律才能造成最美的和谐。从美学角度看,和谐产生于有序的差异和比较。这里,一致性与多样性的关系就好比大合唱,追求同律不同音,要以同旋律为标准,而不是简单地用同音的标准来评判。从本质上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为意识形态的多样化和丰富化提供了宽松的环境。核心价值是主心骨,不能动摇;在这个前提下,支脉尽可以丰富多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挥其引领社会思潮、引领个人价值取向的作用,能够有效抵御各种非主流、落后、消极的思想观念的影响,在多元多样中确立主导,在交流交融中谋求共识,进一步巩固统一战线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近些来,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学习教育活动;在民族宗教界人士中大力开展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宗教观教育;在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等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着力弘扬“优秀建设者精神”和“光彩精神”(“义利兼顾,以义为先”);在港澳台海外人士中大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中华传统文化宣传等,都收到了明显的成效。

最大公约数与政治底线互补互促、相辅相成。政治底线是最大公约数的前提和保障,最大公约数是政治底线的目标和方向。当前,统一战线在总体上是积极向上的。在社会转型期,由于阶层分化和利益调整及西方思潮的影响,人们的思想和价值取向多元多样。统一战线作为思想交锋最为活跃的领域,出现这样那样的思想认识误区甚至消极认识不足为怪。这需要我们一方面固守政治底线,加强思想引领,夯实统一战线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另一方面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找到处理各方面关系的最大公约数,实现包容多样性的半径最大化,画出最大同心圆。

三、根本途径:以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

以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要从工作对象群体的有效覆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有效作为、联系交友的有效落实方面着手。

(一)着眼于最大限度地调动积极因素,研究和探索对中国今后走势有重大影响的新群体

大团结大联合是统一战线永恒的主题,统一战线宜宽不宽窄。要不断拓宽视野,善于发现新的统战对象和统战性组织,密切关注统战资源的变化发展,注意研究新的领域的统战工作,特别是研究那些对今后社会走势有重大影响的新群体。

1.最具活力的群体——企业家群体。要从民营企业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从振兴民族工业的战略高度,从未来二三十年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高度,重视和加强非公经济人士工作。习近平强调,非公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不仅是重大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政治问题。非公经济人士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不仅是经济建设者,而且是“五位一体”的建设者。他们是举足轻重的经济建设者、主动参与的政治建设者、积极向上的文化建设者、责无旁贷的社会建设者、自觉践行的生态文明建设者。非公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是非公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要加强对非公经济人士特别是新一代的引导和教育工作。要注重引导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特别是新一代代表人士努力成为民营企业家中探路子的人、作表率的人、举旗帜的人。

2.最具影响力的群体——社会新兴阶层。该群体主要包括律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评估师、自由撰稿人、网络新媒体人士和意见领袖等专业人士和各种新的社会组织的领军人物,以及各类科技精英。在经济新常态下,这个群体将继续扩大。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指出:经济新常态意味着我国将进入在非农从业人员中白领总量超过蓝领的“白领时代”。可以预见,今后新的统战群体和对象大多会产生于中产阶层、新的职业之中。《条例》对此不再一一列举,而是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概括。该群体中的很多人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规则执行过程的评判者,对社会治理的影响越来越大。其中,科技人才是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网络意见人士有着较大的社会影响,我们必须高度关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首次把新媒体中的从业人员和网络意见领袖纳入工作视野,为开展这项工作指明了方向。

3.最不稳定的群体——城市新居民阶层。当前,我国的城市化仍然处在发展过程之中,将会催生越来越多的城市新居民。他们在城市和城市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不断游荡。能否引导他们较好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将极大地影响着当地社会的治理成效。比如在浙江省的不少地方,新居民的数量已超过了老市民的数量。为解决城市新居民的治理问题,浙江省的一些县(市、区)党委把这部分人的工作交给统战部门。

做好这三个群体的工作,关键是“抓人头”。要把自发产生的各类社团的领军人物培养成为代表人士。各类组织的自主性在增强,组织的社会性、经济性也在增强,组织的开放度和影响力也在增加,其领军人物应该纳入工作视野。要注重在各种自组织中发现骨干,在基层群众自治中发现人才,在各种新媒体中发现活跃分子。虽然这三个群体或许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我们要有这样的意识:统一战线就是要去做包括有不足的人在内的同盟者的工作。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在固守政治底线前提下,要容人之异、容人之短、容人之失。执政党的度量要大、胸怀要宽,要看主流、看本质,努力把他们培养成既接受党的领导又有较强群众基础和号召力、在关键时刻能起作用的党外代表人士。

在社会转型期,统战工作要找准定位,树立“大统战”理念。统战工作不仅要针对党外代表人士群体,而且要面向全体统一战线成员;不仅要做上层人士的工作,而且要做基层群众领袖的工作。大统战不仅涉及工作体制,而且涉及工作内容,即做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工作。当然,统战工作不能包打天下,主要是做党外代表人士的工作,进而通过党外代表人士去做所联系群众的工作。

(二)着眼于更好地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研究和探索在更广领域和更大范围内化解消极因素

随着社会的转型,统一战线成为差异性最大、思想交锋最为激烈、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最多的领域,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对我进行“西化”“分化”的首选突破口。统一战线“五大关系”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础。当前,我们不但要研究影响社会和谐的消极因素,而且要研究如何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消极因素不是铁板一块的,要特别关注消极因素中的“软肋”部分。着力研究哪些消极因素是急需化解的,哪些消极因素是可以化解及如何化解的。抗战时期,党制定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毛主席不但说过“所谓政治,就是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还说过“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至于那个意见相同的已经团结了的,就不发生团结的问题了”[2]。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尽量不把消极因素留在社会或推向社会。把消极因素留在社会或推向社会,实际上是把包袱和压力甩给党和政府。统一战线化解的消极因素越多,对党和政府排忧解难的贡献就越大,也就越壮大。《条例》把“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扩展为“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中华民族复兴爱国者”,使统一战线包容多样性的半径更大,使统一战线达到空前的广泛性,画出了更大的同心圆。

(三)着眼于更好地巩固和壮大统一战线,研究和探索做细思想工作、深交党外朋友

实现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不能单靠行政命令,更多要靠做细思想工作和深化联谊交友。习近平指出:“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交到的朋友多不多、合格不合格、够不够铁。多不多是数量问题,合格不合格、够不够铁是质量问题。特别是要交一些能说心里话的挚友诤友,想交到这样的朋友,不能做快餐,而是要做佛跳墙这样的功夫菜。”他还指出,做党外知识分子工作要分类施策,采取个性化的方法。当前,统战部门在做党外人士工作中不同程度存在“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硬办法不能用,软办法不顶用”的本领恐慌。一是与部分统战成员说不到一起去。对统一战线各方面成员的认识了解不全不深不透,习惯用传统的体制内思维去推进工作。特别是没有了解和摸透年轻一代的党外人士、海归人员及职业经纪人、自由撰稿人、独立演员和新媒体从业人员、网络意见领袖等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思想和诉求;没有树立针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分众统战”意识,未能做到分类施策。二是不善于争取“中间地带”。对于如何找到价值的公约数和利益的共同点,把中间地带争取过来,让主流思想得到更多认同、核心价值成为共同选择,形成社会转型期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还没有形成系统的认识。三是工作手段单一陈旧。对新手段缺乏掌握,特别是没有充分运用新媒体的传播手段,依托微博、贴吧、BBS、QQ群、微信群等渠道与党外人士进行互动交心。

要高举大团结大联合旗帜,坚持求同存异理念,树立“分众统战”理念,对不同统战对象分类施策,设计小切口的联谊渠道,采用个性化的方法,做有针对性的沟通引导。巩固和壮大统一战线,必须广交深交、以心相交党外、体制外和港澳台海外朋友。要充分尊重各个群体、各种组织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上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切实增强思想引领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真正实现以心交友。

四、组织保障:建立健全社会化的大统战工作机制

以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对统战工作和统战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社会转型,统一战线囊括的范围更加宽广,对象更加复杂,利益要求逐渐增多,思想差异性明显增强。这使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统战工作的难度都达到了新高度。任务越艰巨,越要求提高领导艺术;利益越多元,越要求统筹兼顾;思想越多样,越要求确立主导。要以高度的紧迫感、使命感和责任感,努力实现自身思想观念的转型和修养素质的提高,主动应对当前统战工作网络、机制和功能建设等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在把握社会转型期统一战线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不断提高统战工作的科学化水平。

(一)统战工作网络构建要内外兼修

当前,统战工作的触角已经延伸到基层。随着大量体制外统战对象的出现,统一战线成员的存在方式从单位人逐步转变为自由人、社会人。体制外统战对象的一个共性是处于政府管理的薄弱地带,远离统战视野。传统的统战工作网络鞭长莫及,难以及时摸清情况、掌握信息、发现问题,缺乏有效的工作抓手。体制外统战工作网络建设已经成为当务之急[②]。

(二)统一战线组织建设要研究转型

传统统战组织的基础出现弱化情况,其功能要发生相应变化。“黄埔同学会”向“和平统一促进会”的过渡和转型就是一个成功的典型。随着常住台胞、港胞、侨胞的不断增多,以归国华侨为主的侨联和以定居台胞为主的台联的成员构成与工作对象之间的错位,已经直接影响工作成效。要探索适当吸收常住侨胞和海外华侨参加侨联,酌情吸收常住台胞参加台联。此外,非公经济人士普遍反映,工商联权限太小、职能还没到位影响了为企业服务的成效。工商联要抓住政社分开的契机,积极探索承接政府部分职能转移。

(三)统一战线功能和方式要探索转变

随着社会的转型,依靠行政组织资源、垂直命令式的社会动员的效力越来越弱,而以利益驱动为杠杆的经济手段、以诚实守信为核心的伦理手段、以契约自由为主体的法律手段和以大众传媒为载体的舆论手段在社会动员中的作用日益显著。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统一战线的优势概括为“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随着社会的转型,统一战线的智力优势正在相对弱化(执政党党内集聚了越来越多的人才),联系广泛的优势也在逐渐弱化。统一战线的资源说到底是全社会的资源,在改革开放之初这种联系有着较大的优势。然而,统战部门没有过硬的手段,在联系上没有必然的优势,传统的感情牌已经难以奏效。这是统一战线成员中不乏经济实力雄厚的非公经济人士和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但统战部门难以成为招商引资引智、慈善公益捐款主渠道的根本原因。统战部门要更新理念,从资源和渠道优势的自我“淘醉”中摆脱出来,转向功能优势、机制优势的重构,注重方式和手段的改变。要着眼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方式和手段上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单纯依靠政策手段转向政策、法律、经济、文化手段并举;二是从单纯依靠行政力量(各级统战部门和统战干部)做统战向行政、社会化(社区、社团、互联网)手段并举;三是从管理转向管理、服务并举。

(四)工作格局要全面实现大统战工作机制

统战工作是全党的工作,不能单靠统战部孤军奋战。党和政府对统战工作的要求不断提高,统战工作的社会化愈演愈烈。要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建立党委领导、统战部门牵头、民政等相关部门参与的社会化工作协调机制,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要抓住《条例》颁布的契机,推进常委担任统战部长和统战部牵头协调机制的常态化。要在社会化大统战工作机制下,着重构建如下具体机制。

1.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的吸引机制。要搭建各种网络、平台和活动载体,建立各种组织网络,让包括统一战线对象在内的各界人士在联谊、自治中实现自我管理,让所有阶层成为和谐社会体制内的建设者。要从党对民间组织工作的领导、政府民政登记管理、有关部门和有关人民团体业务主管的实际出发,探索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统战、民政部门牵头协调,各有关部门和有关人民团体各负其责的体制机制,共同做好社团和民间自组织统战工作。

2.统一战线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关系到多党合作和统一战线事业的可持续发展。要通盘考虑和谋划老一代代表人士与新一代代表人士建设,形成结构合理、梯度配置的党外代表人士队伍。要放宽眼界,积极在新阶层、新群体中物色人选。要综合运用理论培训、实践锻炼、定点挂职、综合评价等方式,全面提高党外代表人士的综合素质。要探索培养锻炼的新机制,全面提高党外代表人士的代表性。

3.跨地区跨部门的工作协调机制。针对统战资源流动性增强的现状,要建立跨地区跨部门联合行动的有效机制。要健全相关网络,落实责任机制,不断强化对基层统战工作的领导。对于牵涉全局性的工作,上级统战部乃至中央统战部要统一部署、指导和协调,各地要密切配合,形成全国、上下一盘棋。

(五)统战部门要努力实现职能升级

《条例》明确,统战部作为党委主管统战工作的职能部门,是党委统战工作的参谋机构、组织协调机构、具体执行机构、督促检查机构,担负着了解情况、掌握政策、协调关系、安排人事、增进共识、加强团结等重要职能。在实际工作中,统战部要多给党委出主意,加强同其他部门和方面的联系沟通,更好发挥参谋、组织、协调、督促的作用。统战干部要努力提升自身素质,做到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过硬。要努力使统战干部成为党外人士之友,使统战部门成为党外人士之家。

参考文献:

[1] 杨卫敏.最大公约数是习近平“大统战”理念的集中体现和灵活运用[J].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3):3-7.

[2]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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