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外知识分子作为特殊的统战群体,在时代演进中经受了考验、磨砺、嬗变,其思想状况、精神面貌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笔者选择文化统战中的党外知识分子问题,在于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是党的特殊的群众工作,在于党外知识分子在文化统战和统战文化建设发展中的历史特殊性,在于研究和弘扬统战文化是文化统战的一项基础性、现实性很强的工作。“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系统宽泛地又历史具体地严肃认识和审慎把握文化统战工作和统战文化建设中党外知识分子的地位并发挥其作用,既是历史教益的深刻启示,又是现实和未来发展使然。
一、党外知识分子在文化统战中的历史特殊性
文化统战的主要对象是党外知识分子。由于文化统战与党外知识分子存在的历史共生性,在当代中国现代社会日新月异演进中,党外知识分子呈现出新的特点,更加凸显了文化统战的重要性和党外知识分子在统战文化建设中的不可替代性。党外知识分子是我国目前知识分子队伍中人数最多的群体,约占总数的70%左右。
从当前我国知识分子队伍构成来看,主要分为以下几类:一是根据知识分子的学术和社会分工以及与政治决策中心的接近程度、政治参与程度等,可将当前我国知识分子划分为:学术知识分子,作为思想库、智囊团的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涉外知识分子。二是根据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建设中发挥作用的方式,可把当前我国知识分子划分为:社会科学工作者、文化艺术和教育工作者、大众传播媒体工作者。三是根据知识分子所学学科、知识技能、领域等的不同,可将当前我国知识分子划分为人文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分子;四是根据其生存和活动方式,可分为体制内知识分子与体制外知识分子。
从当前党外知识分子整体状况而言,呈现出以下时代特征:一是在知识分子队伍中数量最多;二是该群体的文化程度、知识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具有创新的潜质和动力;三是该群体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社会影响进一步扩大、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四是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出现了分化,形成了新的社会阶层;五是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情感和价值观念等出现多样化和复杂化趋势。伴随中国社会的现代变迁转型,职业流动进一步加快和频繁,党外知识分子在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部门、不同单位和不同所有制之间的流动更加顺畅,流动方式更加多样。党外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也从一元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转变,核心价值观由集体和社会本位向个人本位倾斜;在价值评价的具体标准上,传统的和现代的标准并存,东方的和西方的标准同在,并且不同的价值标准在矛盾和冲突中呈现互相渗透和融合的状态;在价值目标上,由理想主义向实用主义演变,对健全民主和法制有着强烈的愿望。
改革开放以来,文化统战的战略重点是要团结争取党外各方面的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民族宗教界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等,特别是他们的代表人物,都来源于党外知识分子。目前,全国各级人大代表中有党外人士18万多人,各级政协委员中有党外人士35万多人,各级政府和司法部门中担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党外干部有3.2万人。在全国政协委员和地方各级政协委员中,党外人士往往占2/3左右。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2237人中,中共委员892名,占39.9%,非中共委员1345名,占60.1%;其中,八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444人,文化艺术界147人,科学技术界112人,社会科学界68人,经济界145人,教育界107人,新闻出版界46人,医药卫生界90人。各级政协的党外委员中,知识分子人数占绝大多数,党外知识分子担任着政协副主席和政协各个专门委员会的领导职务,在政协的各种会议或活动中,建言立论,出谋献策,是人民政协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大职能的重要依靠力量。我国各少数民族的中上层代表人物,宗教界代表人物,有不少人是党外知识分子。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的代表人物,可以说基本上都是党外知识分子。
江泽民同志曾强调:“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是统一战线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尤其要重点做好有代表性、有影响的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文化统战中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党同党外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民主政治文化建设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成重要的支撑。中国的社会文化结构进入了深刻的转型时期。从知识社会学和知识分子社会学的角度看,这种转型对于知识和知识分子产生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它促成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分化,改变了不同知识系统的中心——边缘格局以及知识分子的精英结构与社会定位,改写了知识、知识分子与权力场域的关系。社会大环境为党外知识分子参与国家民主政治生活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和更加广阔的天地。随着其政治意识渐醒,参政意愿渐浓,政治参与热情渐高,党外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优秀分子由于对社会做出了一定的重大贡献,在所联系群众中具有代表性,其政治影响力也随之同步增强。意味着党外知识分子在文化统战乃至统一战线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